讲到天文学，大众读者通常只以为它就是科技史，而忽视了中国天文学内蕴丰富的传统文化因素，特别是与政治文明的关系。

　　阅读《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作者李亮在序言中就指出：“在古代的天、算、农、医四大科学中，天文学担负着‘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重要任务，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在古代中国，天文学也与政治（特别是皇权）紧密相关，甚至长期被供奉成官方‘正统’之学。”这句话，可视为全书提纲挈领的写作宗旨。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带着浓重的神话传说色彩。女娲补天的五色石，可能指向了极光贯穿紫微垣的壮观天象；后羿射日，“日中有踆乌”，这是先民注意到了太阳黑子的活动；夸父逐日，先祖重黎绝地天通，阏伯与实沈参商不相见……神话传说不乏远古人类对宇宙的想象和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观察，它们涉及了宇宙结构、天体演变、星辰运转、日影测量、干支历法等一系列天文学基本常识。我们的祖先是最早注意到这些现象的古代人类族群之一。

　　我们的祖先创立了独特的天文学体系。比如，甲骨文中使用的干支纪日法，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马王堆汉墓出图的彗星图案，海昏侯墓出土的计时奇器铜壶漏刻，祖冲之与《大明历》，敦煌的《星图步天歌》，宋辽金时期的历法较量，郭守敬与《授时历》，明代的钦天监，汤若望与《西洋新法历书》……这些内容占据了全书的主干。

　　中国古代通过恒星观测建立了星象联系，三垣二十八宿的体系概括了全天可见星空，这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中国古代星图在绘制手法和准确程度上都是不断进步的，显示了一种颇为悠久而且持续不断的天文制图传统。我们的计时仪器和历法编纂也是相当先进的，中国的传统历法是一种兼顾朔望月与太阳年的阴阳合历，涉及日、月、五星运动、交食、节气等一系列天文研究，强大而缜密的历法推算带动了整个天文学的发展。

　　但是，我们的天文学有一个问题——它与星占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国语》就记载了武王伐纣前后发生的一些特殊天象，如“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以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垂象，见吉凶”。天象的变化对应着人间的祸福。所谓“顺应天命”，天文学成了古代统治秩序的理论根基，因此它必须被牢牢把控在封建统治者的手里。中国古代天文学就成了官方性质的学问。这样一来，它固然能有强大物质资料的供应、人才储备和背景支撑，但也很难走出固有规则的囿限而放弃了新的理论建构与突破。

　　本书中写道，朱元璋痴迷于观测天象，非常依赖“天象示警”，重视搜揽天文和历法人才，还要求皇室子孙都修学天文和星占术。后来，在明代天文学不断发展的同时，欧洲也进入蓬勃兴盛的科学启蒙时代，天文学成为近代科学的奠基石。不过这样对比来看，中国天文学原先具备的优势反而越来越成为限制它自身发展的主要障碍。到了清朝，西学东渐，汤若望以其出众的管理才能和科学才华深受清廷的赏识。可是由于人事斗争，汤若望入狱，这起事件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产生激烈后果的表现。

　　这种矛盾冲突，无法通过中国古代天文学自身的完善来加以克服。1912年1月1日，《改用阳历令》颁布。改历法和定正朔向来是新政权确立的象征，而这一次与从前有很大区别，它意味着与国际接轨，承载着政治责任的历法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科学的名义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

　　全书最后一章以激昂人心的笔触，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取得的天文成就。中国积极成为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要成员，同时保留着我们独具一格的中国文化要素，向着浩瀚的宇宙，以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继续踏上星辰大海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