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大众很少关注经济运行背后动因，也较少有人关注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经济过去“十年一周期”，即使关注了也仅是简单套用成熟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周期研究中的太阳黑子理论，是人类对经济活动周期性波动成因的最早认识。太阳黑子理论认为，太阳黑子活动周期通过影响气候影响农业的丰歉变化，从而影响农业价格，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随着农业经济在人类经济活动中比重和重要性的下降，太阳黑子理论在经济周期研究中的影响几乎被人忽视。

　　然而，即使在工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时代，气候变化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其实并不亚于农业社会，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冲击更大。比如2008年中国南方的雪灾，在古代农业社会冬天大雪可是“瑞雪兆丰年”，而在当代工业社会则是交通阻滞、物流不畅！另一方面，即使现代社会中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人类对气候的变化仍然是只能侦知而不能控制。控制天气和气候还只是科幻片中人类的思想“脑洞”。现实中人类仅能对短期天气变化又相对可靠的预测能力，对长期天气变化和气候变动只能根据经验模糊判断。

　　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为11年。按此周期，2011年应为太阳黑子活动的活跃期。但天文学的观测表明，当前的太阳黑子活动可能又已进入了一个“蒙德极小期”：太阳黑子活动70年低迷期。蒙德极小期又是历史上的小冰河期，干旱、寒冷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反观今世，自进入21世纪以来，厄尔尼诺引起的干旱、洪涝、飓风等灾害性天气交替发生，频度明显增加。

　　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已逾十年，然而危机的阴影至今仍在。各国对退出危机的政策正常化措施往往说多做少，只讨论不实施，作为应对危机重点的宽松货币政策，除了象征性的动作外，其退出步伐更是举而不迈，尽显犹豫，至今难以退出。危机期间非常规政策（如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常态化，笔者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危机后各国潜在增速的普遍下降。经济增长潜力下降，使得危机后各国的经济活跃度普遍下降，如美国经济危机前长期的实际平均GDP增速是3%，危机后GDP潜在增速下降到1.8，实际表现也是如此。危机后号称“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化方兴未艾，技术进步对TFP和投资的影响并没有出现断层，危机又带来了市场出清和政策修正，这种情况下经济潜在增速的普遍下移，显然是人类经济行为受到了太阳黑子的“蒙德极小期”影响。

　　“蒙德极小期”对不同经济社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经济周期的太阳黑子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工业经济初兴之时，以农业经济为观察角度和立足点。就气候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言，蒙德极小期对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农业生产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的当代社会，对工业生产活动的影响甚至可能更大；相对而言，蒙德极小期对服务经济的影响要小一些，甚至可能是正向的——在农业和工业活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人们会对经济活动的安排做更多的思考。实际上，经济更优化的安排，通常是在经济低迷时期得到实施的。因此，不同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受蒙德极小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欧美发达国家服务型经济比重大，总的来说，受蒙德极小期的影响相对较小，甚至整体上有正向效果；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由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的比重相对较大，受蒙德极小期的影响相对就要大些。综观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虽然持续低迷，增速普遍处于危机前均值下方，但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下降更为猛烈，经济复苏程度要远较发达国家差。如果仅是从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的角度，新兴市场经济体因发展程度低，复苏力度应该比发达经济体更猛烈才是，但实际并非如此。实际上，蒙德极小期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是通过新兴市场经济体再影响到发达经济体的。

　　蒙德极小期影响下，不仅中国经济下台阶，而且是各国经济同下台阶（当然不排除个别处快速增长期的例外）。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叠加蒙德极小期的影响，因而下降台阶的高度要比许多国家大。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将由10%（改革开放后前30年的实际GDP平均增速），下降到7%，未来的合意GDP增长区间为6%-9%。增长潜力下降，使得各国的经济保守思想普遍抬头，对开启政策正常化之旅普遍犹豫，预期引导多，实际行动少。

　　美联储（FED）和欧洲央行（ECB）均早在2015年前后就提出要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之旅，即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但在具体实施上，又都不约而同地“雷声大、雨点小”，并且都相当重视预期引导的作用。究其原因，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下降后，各国的政策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以免政策对经济活动产生意外的冲击。然而，在降低的增速下，危机政策的正常化，将使经济对刺激政策产生越来越多“耐药性”，致使未来经济波动面临更严峻的政策困局危险！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进入了新周期，笔者之前在FT中文网的文章《中国经济新常态步入新周期》中曾指出：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旧产业衔接过程较长，因而中国经济将呈现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这个阶段自2012年开始，何时走出只能是事后确认的，但至少现在已进程过半！

　　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周期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观察者之间不同视角的差异。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习惯于以经济的底部启动期作为新周期起点；周期阶段的划分自然是人为的，大家熟悉的以上行为起点的四阶段划分只是一种大众习惯。对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而言，经济运行背后的动因和机制变化，通常是划分周期的更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当前强调经济新常态和发展新时代，意味着对经济运行机理变化的高度重视，因而也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宏观政策——去除了房地产的主导经济地位，提出了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实施了不同以往需求端管理的供给侧改革等。

　　普通大众很少关注经济运行形态背后的动因变化，也较少有人关注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经济过去“十年一周期”的特征，即使关注了也仅是简单套用西方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如存货周期、投资周期等。显然，中国经济模式不同于西方既有模式，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就产生了许多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能解释的现象，典型如“货币之谜”（上世纪八、九十代西方学者对中国货币高增长和低物价并存的困惑）！

　　蒙德极小期说明全球经济均步入了新周期。这个蒙德极新周期将使各国的经济政策更加趋于保守，对国际资本的争夺将更趋激烈，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性将更趋提高，各国均面临着政策实施框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