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小说学会2019年度小说排行榜上榜作品这一特别的视角来看，本年度的中篇小说创作大体呈现为如下的状貌：对农村与城市生活的紧密跟进和深掘，现实与历史维度的双向拓展和贯通，以及创作方法和审美形态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也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并行互渗。

　　在对农村现实生活图景的捕捉和呈现上，“90后”新人李司平的《猪嗷嗷叫》堪称亮点。小说瞄准的是当前农村的扶贫工作，通过贫困户发顺等人企图杀掉县扶贫项目发放的母猪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写出了基层工作的艰难繁重、个别贫困户的不觉悟和不上进等种种农村现实问题。小说提示我们，物质上的脱贫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其实在于精神上的脱贫。假如在精神、人格上不能真正有尊严、有力量地站立起来，那么他们将永远毫无希望。如此说来，农村的扶贫工作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常小琥的《长夜行》抓取的则是当前国人普遍关心的医疗问题。作者以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为舞台和透视点，伸展出一个由医生、护士、病人、家属以及其他各色人等所组成的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网络，写出了当前医疗体制之下的各种矛盾、纠纷和困局，令人格外沉重。此外，范稳的《橡皮擦》表现城乡的差距、对立以及弥合的努力。杜斌的《风烈》表现在对权力、金钱、欲望的贪婪追逐中，人性的扭曲、乖张与裂变。田耳的《开屏术》以一种夹杂着写实、隐喻和荒诞的笔触，描绘当前的世态人情，大体也都可放置在这一现实视景的框架之中予以理解。

　　有的作家虽然也立足于现实，但更愿意以之为基点，往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里回溯，建构起一个历史与现实交互贯通的文学世界，承载自己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或历史意识。尹学芸的《青霉素》讲述的是一个反社会人格的人生轨迹，但在我看来，这篇小说更富有美学价值的地方其实在于，围绕着这条主线和核心，延展、衍生出的那幅宽广而又绵密的北方农村世情画卷。它在时间上长达30多年，涉及人物则有20多人，场景、事件和细节更是繁复多变。然而，借助叙事人王云丫的视角，作者将这一切安排调度得既从容裕如又灵动自由，显示了作家的叙事智慧和才华。孙春平的《筷子扎根》为新时期以来的“知青文学”再度踵事增华。作为曾经的“知青”，主人公张海俊起起伏伏的大半生，以及膜拜对象“由李向阳而李嘉诚”的转移，让我们从他的身上辨识出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侧影和精神光谱。小说之所以耐人寻味和发人深思，既在于它塑造了这样一个头脑活络、精明能干、具有超强的生存能力的“能人”形象，也在于他身上所凝聚的一言难尽的历史内涵、历史意味。

　　无疑，在这一叙事趋向的作品里，王蒙的《生死恋》当属翘楚。在一个极其宏阔的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初直至当下将近70年的历史）和空间（从中国到世界）范畴内，小说描画了苏、顿两家主要成员的人生和命运。而在这种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主人公苏尔葆的爱欲和婚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灵魂拷问——自我与超我、责任与自由、迷失与觉醒，尤其被王蒙的像手术刀一样的文字剖析得淋漓尽致、沦肌浃髓，让我们不由得随着主人公一起经受这精神的大苦痛、大震荡、大困惑，并艰难地寻找爱情和生命的线年来的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其大宗、主流，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的某种共识。但是，在现实主义之外，同样存在着其他审美形态，它们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的关系，而是呈现出交融互渗的态势。仍以《生死恋》为例，在写实的情节主干之上，王蒙那种特有的狂欢化的话语风格和开放性的文体形态，也依旧一如既往地显明。鲁敏的《或有故事曾经发生》也在叙事形式上充满创造性。小说中叙事人对一桩烧炭自杀事件的采访调查共历时6天，在结构上也相应地划分为6部分，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圣经》里上帝用6天时间“创世纪”的故事。然而，鲁敏却是在反讽的意义上套仿了它，以此暗示和切近小说的主题，即现代社会普遍性的情感荒芜以及爱的缺失。此外，姚鄂梅的《基因的秘密》、孙频的《鲛在水中央》、曹寇的《鸭镇疑云》、班宇的《双河》等等，或在精神主题上，或在叙事方式上，也都程度不等地体现出类似的审美趋向。

　　客观地说，2019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与长篇、短篇相比，整体表现略显平淡。不过，从新世纪以来中篇小说发展的潮流来看，它一直在以一种浩浩荡荡有容乃大的气势奔腾向前。2019年度的中篇小说创作正像它里面的一滴水，即便只是一滴水，也折射着整个太阳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