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这个由讨论“温度”开始的话题，越来越揭示出它的“深度”。各界对在去年底于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的“多哈气候途径”褒贬不一，但在笔者看来，超越不同见解，气候谈判背后的深层次内涵更值得深思熟虑。

　　近代全球气候变化科学基础的建立经历了近200年的时间。1827年数学物理学家傅里叶首次定性地提出地球大气具有温室效应时，并无意讨论气候变暖问题，正常大气的温室效应本来是地球成为人类宜居之地的基本条件之一。1896年物理化学家阿仑尼乌斯定量计算了气候对CO2浓度变化的敏感性，并提出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导致CO2浓度上升使全球变暖的可能性。之后，相关研究进入系统化。CO2分子的光谱特性和太阳辐射在大气中的传输，是20世纪初以来物理学的课题之一；对全球大气中CO2浓度的变化已有较长期的科学观测，全球300多个站的观测数据表明：这一浓度已由工业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目前的391ppm；全球平均温度观测给出了近百年全球地表温度升高的总趋势。

　　人们对气候变化后果的感受更为深切了。研究表明，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损失，1980年约为每年几十亿美元，而2010年已上升至每年大于2000亿美元，其中我国的损失为3000多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对人们生命健康的影响和对生态系统及文化遗产的损坏。

　　极端气候事件频度和强度的增加，已使多国感受切肤之痛，“没有哪个国家能成为独善其身的天堂”。2013年1月刚公布的美国国家气候评估报告说：“包括热浪、暴雨、洪水和干旱在内的天气事件变得更为频繁和强烈”，已影响到美国的很多方面。“达维”等台风去年登陆我国北方，特别是入侵东北的次数是1951年来之最。海平面上升加剧着几十个小岛国生死存亡的危机感。CO2浓度增加导致的海洋酸化使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

　　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与污染气体的排放同根、同源、同步，已造成严重的环境恶化，挑战着环境容量。我国许多居民日常呼吸着不达标的空气，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病因之一。

　　更值得重视的是气候趋势的长期风险。世界银行2012年11月公布的报告指出：“到本世纪末，如果再不采取持续的政策行动的线摄氏度，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更何况这里说的4度是个平均概念，分布的不均匀使其更具破坏性。就全局而言，避免走到发生灾变的临界点已是具有历史眼光和责任心的人们必须担当起来的使命。

　　由于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不同的认识仍会继续存在。但可以说，全球范围对气候变化认识的焦点，已越过了“真伪辨析” 的阶段，获得广泛共识。1988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00多个国家的几百名科学家在评估分析各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出气候变化科学基础、影响、适应及减缓政策方面最新的科学认识。他们发出的关于全球气候暖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增多的警告，是值得严肃对待的。

　　地球大气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它同时受到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从古到今，地球本身并未长大，而寥寥无几的人口已繁衍到70亿，人类活动必然是影响大气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对此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70亿人每年燃烧约170亿吨标准煤的化石能源，这个数字和大家公认的全球目前每年新增约350亿吨CO2排放这一数据相符合，和全球几百个观测站测得的CO2浓度增长的曲线是一致的。

　　把气候变化都归因于太阳活动及其他自然因素，首先是不科学的，更何况这除了导致无所作为听天由命之外，还能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人类活动既然能对大气环境带来显著的不良影响，那么，人类修正自己的生存方式也应该能够抑制恶化甚至改善环境，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也是理智人类的应有选择。

　　自从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进入了联合国的议程，它就从一个自然科学命题上升为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性的话题。人类该如何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考验着各国政治家的观念、良心和智慧，也吸引着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既是各国政府进行气候谈判的主要场合，也是各国社会力量进行广泛交流的大论坛和促进气候谈判的活跃舞台。十几年来谈判的进展，越来越揭示出应对气候变化会给国际关系和国际制度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气候谈判既表露出不同类型国家间利益的差异和矛盾，又受着“气候正义”这一强大的道义力量的鞭策，逐渐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和重组。

　　发达国家是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贡献者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始作俑者，理应承担绝对量减排的义务。一部分发达国家加入了《京都议定书》并在多哈延续了第二承诺期，但美国等主要责任国却采取了与人们的希望相悖的态度。难怪非政府组织给美国颁发了有讥讽意味的“化石奖”，称“美国，请你抛开孤立主义与众人同行！”第三世界网络称，美国一直是气候谈判最主要的blocker（绊脚石）。联合国气候谈判已成为一个修正并敦促美国转变错误态度的平台。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恶果的受害者，发达国家有责任出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补偿它们受到的“损失与损害”，这一合理的诉求加强着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它们当中最具紧迫感的四十多个小岛国，成了一个新的国家集团，在气候谈判中发挥着活跃的作用。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利益既有差异又有潜在的利益交汇点，因而气候谈判既有斗争、博弈，又需要理解和合作，它将在博弈和合作中前行。在多哈会议最后通过一揽子气候文件之时，美国代表团虽表达了种种不赞成，却没有说出“反对通过文件”这句话，它也不敢承担谈判破局的风险。客观存在的气候利益的互相依赖性，终将使各国认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是出路。

　　第三，建立合理而有效的全球气候制度的过程，将从一个方面推动新型国际秩序的塑造。迄今已获普遍共识并载入文件的“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公平原则”、“基于各自能力的原则”等，既是气候谈判来之不易的重要成果，也将指导长期气候制度的构建，意义深远。

　　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务实措施以及推动气候谈判向积极方向发展作出的努力，得到了普遍的理解和认可。但同时，客观上的压力也逐年俱增。我国已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且人均排放也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已经并将进一步承担与发展阶段相应的减排义务。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中国style，是坚持原则与务实灵活的结合，是积极、耐心、合作、坦诚的形象。中国将会与世界各国一道坚持不懈地为全球气候制度的建立和改善国际秩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